周人并未有意识的区分人与自然，而是认为‘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故而圣人要‘法天’、‘法地’、‘法四时’。既然人与自然没有区分，那也就没有独立于万物之外的人。
家是国的原型，国是家的扩大。社会是一个整体，君、臣、民三者利益必须一致，不然‘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争必乱，乱则穷’，尤其是不能‘一人一义’，这不但会使国家大乱，还会使天下大乱。
既然没有独立于万物之外的人，自然不会也有由个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更直白的说，华夏的权利特征是只可以串联，绝对不能并联。
‘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持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诸子大多认为权利必须‘一’，只允许向下垂直授权，绝不允许纵向分权。
亚里斯多德四世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一’的观念，即便楚国里里外外上下一体，他也还是看到了许多纵向的、可以与王权、贵族势力争斗的利益团体。用后世语说，那就是阶级。
楚尼本来就有很多贵族，熊荆即位后又增加了誉士。庶民可以成为誉士，可实际上成为誉士的大部分人都是贵族子弟或者没落的贵族子弟。奇怪的是，楚尼君主又有宣布儿童只要到了八岁，不分男女都可以入学。
教育是贵族优于平民的根本。楚尼人重视教育是好事，然而从学园出来的儿童如果不能成为贵族或者誉士，他们难道真的心甘情愿回家种地？
楚尼政治体系中虽然给予了平民舞台，却没有给他们权力——他们只能站在王廷门前的大廷，否决那些涉及自己、会直接伤害自己利益的东西，然而他们是国家的一员，是最多数，君主和贵族的每一个决策都对他们影响深远。他们有权参与决策，更有权左右决策。
在雅典政治中，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是所有政治矛盾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亚里斯多德四世随口就能说出十几种挑起平民叛乱的方法，整个古希腊政治史就是一部贵族平民斗争史。
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赵政才明白蛮夷大人要做什么。用华夏政治视角，这就是国人暴动，西周时周厉王的故事。楚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就是楚人从不愿提起的‘庄蹻暴郢’。
“奇计也！”一想到庄蹻暴郢，赵政的脑子就轰响、浑身振奋。鄢郢之战白起能胜得那么利落，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庄蹻暴郢后，楚国上下离心，政治混乱。所谓‘(楚)兵殆予垂沙，唐蔑死，庄踽起，楚分为三四。’白起打的只是个分裂成三、四块的楚国，焉能不胜？
“大王甚不可！”凡是蛮夷支持的，李斯就要反对。亚里斯多德四世刚刚说完，李斯就开口说不可。
“为何不可？”赵政语气里全是责怪。
“以其所说，鼓动荆人暴郢，然我大秦若何？”李斯反对确实有理由。阶级斗争乃洪水猛兽，一旦引入，势必会造成连锁反应，摧毁儒家浑然一体的家国体系。“今日荆人暴郢大王大悦，他日黔首暴咸阳，大王悦乎？”
“一个太监怎么能做男人才能做的事？”听完毋忌的翻译，亚里斯多德四世笑起。“在秦尼，君主可以撒谎，没有人敢指责；但在楚尼，君主不敢撒谎，一旦撒谎，所有人都会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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