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今世界而言，简直是开天辟地一般的大变革。
欧美各国对此简直跟面对洪水猛兽一般的恐惧和敌视。他们把这个喜欢用红色代表喜庆与热情向上色彩的潮流，称之为“赤潮”，将杨浩为伟大导师倡导的整个思想体系，斥之为“赤色革命”。
而在沙俄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眼中，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革命运动，堪称是“赤色黎明”，他们心目中的灯塔！
亲自从南到北的体验过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托洛茨基是有感而发。
斯大林却觉得，中国人的革命并不彻底，整个国家政治权利机构当中，整个共和派几乎全部由旧地主、资本家、官僚、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占有庞大工商业团体的股份和分红。从收入水平上说，比沙俄的大地主大贵族都要豪富。
作为官僚，有了比一般人更多的财富，自然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哪怕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权利义务与农民均等，却始终是不可能体现出彻底平等的概念。
对此，斯大林颇有异议，而托洛茨基却深为赞同。
以中国的社会形态，官员可以拥有一些工商业实体的股份，但一旦从政，就必须全部撤出，并且直系亲属不得经商。政府以高额薪水和丰厚待遇补偿他们作为公务员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将贪污腐败的惩罚机制相应提升。
你受到的待遇越高，拿到的实惠越多，当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被发现的时候，受到的惩处会相应加倍，罚一个倾家荡产都是轻的。
这已经让很多依然怀有“刑不上士大夫”特权思维的官僚，倒了大霉！
除此之外，中国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工商业，甚至是金融业、军工业，把他们当成国有资本和企业的有机补充，将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方式，也堪称是经济学上的一种现象级变革。
托洛茨基对此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这是最少流血的革命运动，最大限度实现了国家各个阶层，特别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和解和权力分享，却最小程度的消耗国家宝贵元气的策略，具有无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斯大林对此有巨大分歧。他认为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作为大元首的杨浩本身就是世界第一大资本家，他不可能完全革自己的命，便拖着整个国家走在不上不下的妥协路线上。
这样的争论两年间发生了无数次，谁也无法说服谁。
但在今天，他们只是习惯性的发表一下感慨和不爽而已，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他们去搞。
再者，他们冒险偷偷回国，也不想正事儿没干，就被隶属于沙皇的警察给逮住。虽说不会有生命危险，可浪费宝贵的时间，耽误事儿，却是不可原谅的。
斯大林黑着一张脸，目光阴冷的与托洛茨基乘坐电梯升上顶楼，在模仿中国天津的现代化酒店单独开设的豪华套房里，见到了改头换面的杨浩---杨子炎。
杨浩饶有兴致的先后打量了著名的“托派”头头，和“钢铁”同志，特别目光在浑身弥漫着阴冷气息，仿佛被高加索的寒风一直包裹的阿尔萨斯，用霜之哀伤一般的冷酷眼神打量整个世界。
那锐利如刀、深沉冷酷的眼神，看谁都像是人家欠他好多钱似的。
“这家伙已经形成了坚定的思想，基本不可动摇了。”
杨浩暗暗思忖着，笑眯眯的招呼两人坐下，顾维钧充当服务员给他们送上热气腾腾的咖啡，喝下去排除浑身的寒气，顺带着渡过礼节性的寒暄。
托洛茨基是比较务实的，放下空了的杯子后，直面杨浩坦然道：“尊敬的特使先生，我们非常感谢贵国元首对俄国革命的巨大支持，不过我想您也一定很清楚，我们始终希望由自己完成整个革命的行动，而不想掺加太多外来的力量影响。”
对于中国莫名其妙的慷慨支持，俄国这些革命者们还是很警惕的。他们感谢杨浩支持的资金和武器，但却不想因此出卖太多国家利益。并且，也始终暗中提防这是不是糖衣炮弹。
中俄之间有着阶段的利益争端，乃是不可调和的历史矛盾。除了列宁之外，无论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不赞成归还俄国抢夺到的那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特别是斯大林，他甚至不大算放弃沙俄的“黄俄罗斯”伟大计划，只不过现在他还没有成为党的领袖，只是作为一名革命骨干，对中俄关系保持警醒罢了。
别看两个人都是三十冒头，却都是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别说托洛茨基的学富五车、笔下千言，便是不善言辞的斯大林，写出来的文章言简意赅、浅显易懂，同样是不可多得的思想深邃的高手。
他们都清楚，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不管中国说得天花乱坠，什么“乐于见到世界上多一个民主平等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伙伴国家”，那都是鬼扯。国与国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私利永远是第一位的。
那些相信主义思想可以让人超越国家民族界限，漠视本国、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大公无私的去为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他国人民鞠躬尽瘁，不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便是背叛本民族利益的叛徒！
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还有他们代表的列宁，是理想主义者，却也是现实主义者，而都不想当本民族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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