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比者已有擒获，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赏赐诸国，以求朝贡的目的。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
进行海禁，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收取其利，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
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
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过度重商，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
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以至于灭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更知道商业的害处。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许多保护商业的条文，绝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
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贸，亦成为必备的辅助措施。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机械化、僵化的弊端。明代朝贡贸易一开始缺乏限制，对于上门贩货者来者不拒，到永乐朝后期，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于宣德之后，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明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放开私人海贸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
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既非救书所招，又非旧例所载，不是朝贡船，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
广东官员如此做法，明显是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原则，它标志着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从此进入了私人海外贸易的新时期。
至于正德朝之后，仍然对西洋与日本进行海禁。
西洋人心怀叵测，难以揣度。
而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时局混乱，海盗海商往往混淆夹杂。
因此到了隆庆朝方才开月港彻底驰禁。
然而从明代的海贸来看，东南亚、南亚才是海贸收入的大头，西洋与日本是否驰禁，在当时并不重要。
古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郑芝龙，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
海瑞的养孙海述祖，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历任贵州乡试、兵部副使、湖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富可敌国，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夺取其货物资财，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实际上颇有争议，《觚剩续编》称濒海贾客三十八人，赁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以述祖主之，并没有说是走私。
海述祖出海一事，时人皆知，或许是得到官方许可并纳税之后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琼州。若是如此，则明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非止漳州月港一处。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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