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时代则是琉球。
清从顺治年就开始派船去日本买铜，康熙基本都仰仗洋铜，即便三藩之后重新控制云南，到雍正进口铜依旧占国内用铜的六成以上。
清没有两次倭寇之乱和朝鲜琉球的历史包袱，自然无所畏惧，即便铜船船主在日本被百般刁难，乃至日本公开索要中国情报都毫不在意。
日本人呵斥清人的官办铜船负责人如同奴隶。
“商人蠖行鼠伏，媚词泉涌，自同奴隶”，为了有交换获取铜货的机会以防满人苛责，清代洋船官商互相勾结，向日本人偷运军械盔甲器械，传播造船技术，找人渡海完成日本人要求的阵法教习，乃至清朝的武举前往日本教习弓箭，而这在明代是不可想象也是无法做到的。
明末的连续战争加重了上述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当时黄金尚未进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而与白银货币相互匹配另一个铜钱体系，直接在崇祯后期干脆崩解了。
可以参考鸦片战争前，因为白银流出导致的银贵钱贱现象。
清廷用五六十年的时间把白银翻出两倍左右铜钱币值，清朝的经济就已经受不了了。
而在明末煤山战神朱由检的风骚操作下，铜钱贬值三四倍只用了区区的几年时间。
如果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财政不困难，还有谁的财政会困难。
清廷没了的话，洋人看着不行了，出面拾掇海关，续命满清的财政。
要不然满清还得早早灭亡，满清基本就死在这波上了。
而大清为啥烧鸦片开战，就是因为银贵钱贱，继续下去财政就要死了。
朱由检的货币体系比清廷鸦片前后崩的激烈多了。
朱由校手里的货币体系，交给朱由检的时候，是正常的货币体制。
朱由检从550到650的兑换比例翻倍，才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
大清的铜钱贬值，稳定币值从1808年开始稳定破千，一路上涨，花了30年时间从1808年的一两银兑1040文，飙到了1838年的一两银兑1637.8文。
这个时候，大清上下都已经明白，是不禁烟就要没活路的时候了。
朱由检维持的货币体系，白银进口在朱由检玩完的的最后几年一直在上涨。
西班牙的美洲银矿所谓枯竭只是从顶峰滑落，产量依旧庞大。
白银流入中国的最后几年锐减，对明朝灭亡是有影响，但是那会煤山战神早就没活路了。
减少的原因是战乱波及到中国的沿海出口省份，白银进口减少并不能对当时早就崩溃的中国货币体系带来决定性影响。
实际上因为铜钱的过度贬值，白银的加速进口在铜币体系崩溃的1632年后对稳定经济有正面作用。
因为白银代替了一部分铜币进入流通领域。
三饷加派，加派的征收方式是折银而不是本色。
如果仅仅以三饷加派而对全国各府州的赋税进行排名，没什么意义。
苏松重赋，这是明人皆知的事实。
苏松两府在三饷加派之前，其亩均税率0.12，单位：两亩。
这就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大截。
此外，明朝财政税收输送方向，可分两块：起运和存留。
其中起运的主要分送到户部的和内库的。
换而言之，明代有权征收赋税的并不只有户部一个衙门，兵部、工部都有自己的收入。
而且银两，仅仅是送到户部的。
也就是说，并不包括送到内库、其他仓库机构及地方存留的税收。
以苏州府为例。
万历六年，苏州府赋税总额假设全部折银的话接近90万两。
这些赋税大致可分以下六种：田赋、上供物料、钞关税、盐税、商税、徭役折银。
其中田赋又主要分夏税秋粮，而大明万历朝全国平均夏税秋粮起运比例是57.2%。
但万历六年，苏州府起运夏税小麦就有40626石，经侯官响统计，其中约有37.13%的部分已折银)，存留麦13038石。
起运秋粮米1850607石，经侯官响统计，其中约有38.18%的部分已折银，存留米188287石。
起运的除了实物税收外，便是折银后的夏税，含小麦、农桑丝折绢、税丝折绢等，和秋粮，含米、马草、户口盐钞银等。
万历六年，苏州府起运折银夏税是4981.75两，起运折银秋粮是257189.5两。
以上这些起运的实物税收，也远远超出了57.2%的比例。
至于这些起运粮食目的地，那就多样了，南京北京都有机构负责接收，因此这些粮食很大程度上是不经手户部太仓库的。
太仓库的主要功能是存白银而非粮食。
倪元璐的奏疏中，崇祯十六年苏州府上缴到太仓库的额银是565518两。
这个税收，自然也是不包括原本苏州府所缴纳的本色的。
而且崇祯十六年苏州府的额征银和万历六年相比，增加了一倍还多。
崇祯三年松江府的赋役构成本色米麦赋，约33万石。
明代存在着一种说法，叫“南粮北役”，意思是南方赋役中粮食负担更重，北方则是徭役负担更重。
但是韦宝认为松江府的“役”比“粮”更重。
崇祯十六年，倪元璐额定下的松江上缴到户部的赋税额银是232883两，相当于崇祯三年松江府一年折银的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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