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的话，信息量很大，别说皇帝，就是内阁几位平时知识面比较广博，接触面比较广的大臣都听不太懂。
魏忠贤和客巴巴，以及一帮太监们更是懵里懵懂。
韦宝接着道：“禁止民间对海外的贸易，官方的对外贸易却是一直没停止的。大背景有两点。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有重农抑商的思想。还有就是太祖爷奠定的农业社会的强大的惯性，太祖爷在明朝开国初的种种政策法规，太祖爷的治国理想可归纳起来就是，在太祖爷的治国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这是太祖爷在他写的《“男耕女织”的理想国》中曾经具体阐述过的想法。具体原因有，明初防患倭寇、陈友谅等反对武装势力。之后主要是为了防患倭寇。但是大致从中期开始民间违法对外贸易日益频繁。原因主要是政治腐败，国家控制力下降；社会风气大变，从纯朴转为奢华；从轻商到重商，士农工商都开始趋向于参与商业活动；嘉靖后期倭乱基本消失；嘉靖之后的隆庆帝开放月港。民间对外贸易更加兴盛。主导力量是谁？君权强大时皇帝主导。但越到后来政治腐败，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我大明朝不是看不到海贸的利润，只是怕掌控不了，只要能掌控好，能赚取足矣支付边军军饷的银子，还能控制好水师，何乐而不为。”
“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天启皇帝朱由校又提出了问题的核心，非常的精准。
韦宝微微一笑，他早就知道皇帝会这么问。
16-18世纪的明清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繁盛。
中国商人将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从其生产地送到巴达维亚、马尼拉、澳门、广州等贸易聚集地，欧洲商人则到这些贸易聚集地将商品买走，再转卖欧洲市场。
因此，可以说16-18世纪的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联接了中国的供给与欧洲的需求，同时中国海商也从欧洲人手中挣回了大量的白银。
这些白银基本上是欧洲人从美洲殖民地开采的。
按照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时间顺序，即伊比利亚人、荷兰人、英国人。
他们各自花了多少白银购买中国商品。
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输入中国。
王裕巽在《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引用的数字：自16世纪80年代至16世纪末的20年间，葡萄牙运至澳门的贸易银的年平均额，因已有较明确的统计数据，并获档案记录和中国史录的印证，约九十万元至一百万元，即25875公斤至28750公斤，合693450两到770500两。
若以其平均数731975两，为年平均额估算，于此期间流入中国的葡萄牙白银为14639500两。
这段期间，中葡贸易尚未发展起来，1567年—1580年这13间年的白银输入量以1580年后的半数估算，即年平均五十万元，合明制白银385250两。
这一阶段流入中国的葡萄牙本土贸易银总额为5008250两。
17世纪前30年，是葡萄牙远东贸易的鼎盛期，每年由本土运到澳门的贸易银额，至少维持在原有的一百万元的数额上，有的年份可能超过此数，故在此三十年间，流入中国的葡萄牙本土运来的贸易银当不少23115000两。
明代后期由葡萄牙本土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额为42762750两，即4000万两以上。
除了来自欧洲的白银，葡萄牙人主要从事中日间的贸易，他们还将大量日本白银输入中国。
在16世纪的后50年中，葡人共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是500000公斤，1600—1609年是200000公斤，1609—1629年是300000公斤，1630—1639年是450000公斤。
因此葡人通过长崎——澳门贸易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高达145万公斤”，合明制3886万两。
葡萄牙人在明后期输入的欧洲和日本白银共计约8000万两。
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每年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额。
从1571年（明隆庆五年）至1821年（清道光元年）的250年中，由西属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约4亿比索，约合中国库平银2.88亿两。
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输往中国，即大约0.72亿至1.44亿两库平银输入中国，年平均输入量为28.8万两至57.6万两库平银。
1570—1760年赴菲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并估计出每艘商船的平均贸易额及白银占回航货物的平均比例。
从1570年，隆庆四年至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的190年中，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约有1.75亿两库平银，年平均输入量约为92万两。
从1550年至1800年的250年间，西班牙共输入白银1.5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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