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
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
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
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
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
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
至魏公公征收工商税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
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
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时期定下来的。
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
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
魏公公这几年增收盐课，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征收各地方的库银。
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天启皇帝修三大殿。
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
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
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
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
韦宝除了认出了李元忠，天启皇帝朱由校身边的其他人，韦宝是不认得的。
其中居然还有一个官员。
这在韦宝看来比较反常。
因为朱由校连内阁大臣都懒得接见，更别说一般的大臣了。
这个大臣穿着五品的朝服，显然品级很低，按理说是没有资格在这种平台地方议事的啊。
“小宝，你来了。”天启皇帝朱由校很热络的道：“都过来。”
天启五年十月甲申户部尚书李起元以国计匮诎，採集舆论：一、暂复榷税，议檄行各省直抚按查境内关津扼要，水陆衝衢，照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征什一于商贾，事平即止，仍慎择榷官，严禁骚扰。
暂纳充附，议令民间俊秀子弟纳银一百三十两，淮充附学，各生纳银之后，该州县申详学道，照尝鼓乐送学，遇岁考科举一体考试，不得分援纳名色。
广开屯田，议令关门内外凡膏腴之地，设法屯种，其在省直，行各该道备查各卫所原额屯地若干，见今实在徵粮若干，其地亩不敷原额者，见系何人占种，履亩清查旧田，无使影射新垦处，以本工限三月内造册报部。
申饬茶马，议令囤户卖茶及茶商兴贩告引给繇与批验纳货等项，务遵引繇条例，逐一查照批验，必无夹带，方淮放行。盘获私茶并船车头畜等物，一槩入官。
申明盐法，近有积姦吴惟顺剏议新法卖窝指商，一时商人惊散，幸本部条议三十万之咨至，而商心稍定，然三十万之内亦有难行者，今量将一、二十万坐发运司，作为年年铸本，年年将铸息按季解部，以为积贮，仍将吴惟顺付盐臣罚治。
至如先年征倭、征播加派钱粮，事平之后已奉旨概行蠲免，然闻各省直有已徵未解尚留在库者，又有朝廷虽蠲而司府州县仍行带徵，借作别项支用或抵充公费者，乞敕抚按官尽数清查，以解臣部。得旨：诸款凿凿可行，榷税照旧例量徵，委廉能甲科推官管理。
入赀充附既非虐取贫民，又不壅塞仕路，各省直提学官即如议遵行，一体考试。屯田籽粒实数，著各抚按管屯设法清查，依限报部。
其征倭、征播加派钱粮已经蠲免，有司毋得溷徵。茶马、盐法俱依议著实举行，有虚文抵塞视为故事者，你部会同该科参来重治。
天启五年十月，户部尚书李起元提出照万历二十七、八年故事，暂复榷税，得到熹宗同意。
因为早些时候的天启五年二月，三大殿复工，有大量的殿工急需材料通过各种方式入京，明熹宗便把这部分货物免去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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