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在秦、汉时期开始使用，《文心雕龙》中提到奏的功用在于“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想谬”。
奏有固定的程式：首称“臣昧死言”，末云“稽首以闻”。
延至明、清，奏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称奏为“奏本”。
明沈德符《章奏异名》：“今本章名色，为公事则曰题本，为他事则曰奏本。”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乾隆十三年谕，向来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
“奏本”主要是因私事向皇帝上的文书。
高拱集，“奏本”多为恳辞皇帝加官或乞休，内容虽不无谦辞，但颇能窥见高拱之为人。
题本是明清时特有的一种奏本。
明制凡兵刑钱粮、地方民务等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由官员用印具题，送通政司转交内阁入奏。
《高拱全集》中的题本远远超过奏本，自然与高拱位极人臣的身份有关。
高拱所奏题本，涉及的事务十分广泛，大致分类有以下几方面。
一、大修边政以防御北虏入侵。土木之变后，明朝的国力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甚至一度出现了倾覆的局面。后虽暂时的化解了危机，但边患不断。
其中原因，除了与明中后期军事实力的薄弱之外，还与明政府的闭关锁国不无关系。
隆庆五年，明朝和蒙古封贡互市，开放边境市场。
折腾双方两百多年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此后近百年中，未爆发大战争。
高拱的《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就是在此背景下所作。
在这篇疏中，高拱表现出了杰出的边政谋略，针对夷狄“适其欲则摇尾乞怜，违其愿则狂顾反唾”的本性，高拱提出了使其“进贡称藩”的策略，用怀柔政策来使之归顺明王朝，另一方面，又要做到有备无患：“敕下兵部，焉饬个该督抚江林诸臣，务要趁此闲暇之际，将边事大破常格，着实整顿。有当改弦易辙者，明白具奏议处，毋得因循自误。”
二、凡事亲力亲为以察国家安危。穆宗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再加上沉湎酒色，贪图享乐，导致早逝。
明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次日病卒。
有鉴于穆宗的庸碌无为，高拱上《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希望新登极的神宗皇帝不忘祖宗旧规，凡事亲力亲为，明辨是非，“远内臣之嫌，释外臣之惑”，做到“庶事无间隔”。
这篇疏是高拱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篇奏疏，言辞十分恳切，毫无做作之态。
他详细的叙述了祖宗的各种制度，饱含对新皇帝的殷切期望。
三、有正纲常以补政体之不足。
封建时代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
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论、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因此，虽然穆宗本人并不热心于国事，但由于臣子尽责，所以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高拱在此期间屡次上疏要求定纲常，正国是。
在《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中，高拱提出了“君臣之义，一毫不可或干；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顽固纲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极致一一“纯臣”。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卫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高拱对明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判断。
关于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说道：“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说文王不伐讨耳。”高拱对此评价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诚，多少诚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后为“至德”乎？君也，臣之所当事也。
高拱评价文王忠君之德为“至德”。纣虽恶，但其仍为君也，便是臣之所当事。文王伐封，便是有失君臣之义。但高拱同时也认为无道终会被有道所替，文王灭封，乃是有道王天下。
朱熹认为孔子溢美文王乃是私于文王，而后人维护文王乃是私于孔子。
高拱在为文王辩解之后，总结道：孔子之言乃至言，若孔子之言不可信，则天下无可信之言。
可见高拱的忠君思想完全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以维护君王权威为中兴的“绝对忠诚”的思想。
所以他又说：“朝廷之上，不可无忠诚、刚正、远识之重臣。”
孙承宗在原来历史中的结局是自缢身亡的，是为国尽忠的，大义上绝对没有问题。
但孙承宗对大明的重要性，或者在大明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是没法与高阁老比的。
孙承宗是优秀的战略家，能清晰认识倒对付满人，对付建奴要城池，靠大炮打持久战，同时还有一定的明辨人才，辨识人才的伯乐能力，同时还擅长筑城，练兵，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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