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轻蔑土著，却拿头脑灵光的华人没有办法。
基于经济上的考量，他们不得不利用华人擅于经商的长处，为他们提供日常用品，也牟取庞大的利益。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从明朝运去的棉布很快就成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1591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发现，当地土著居民因为使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使用中国衣料丝绸、棉布。
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大明国商人收购菲律宾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
棉布已成为中国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
同样，在1680年代，中国丝绸就已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
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绸多于穿棉布。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明朝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基本上被消灭了。
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明朝丝绸的巨大市场，明朝丝绸在秘鲁的价格只有西班牙制品价格的三分之一。
明朝丝绸不仅泛滥于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马尼拉大帆船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大明帝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明朝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
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
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谈论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
无论是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澳门—长崎航线，还是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当时大明帝国出口的商品都是以生丝、丝绸、棉布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的香料之类，葡萄牙、西班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之中，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顺差之中。
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对方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白银货币。因此这种贸易被外国学者称为“丝—银对流”或“丝—银贸易”。
这种状况也延续到了后来的清朝，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美洲的白银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化贸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16、7、8世纪间，每年由大帆船自美洲运往菲律宾的银子，有时多达四百万西元，有时只有一百万西元，但以二三百万西元的时候为居多。
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
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明朝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
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影响。
从事对外贸易的大明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地参加与日本列岛的丝绸和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大明帝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明朝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群岛每个角落。
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
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
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当然，韦宝不可能说出1625年之后的事情，他只说1625年之前的事。
朱由校赞叹道：“朕只是见过这种大帆船，但并没有了解的那么详细，韦爱卿真是博学多闻，不但知道大明的事儿，还知道大明之外的这么多事。”
“微臣喜欢听各地来往商人闲聊，从中知道一点点不稀奇，陛下长期在宫中，许多消息被隔绝了而已。以后陛下想知道什么，微臣一定言无不尽，都说给陛下听。”韦宝微微一笑。
朱由校闻言大喜，嘉许的对韦宝点个头。
魏忠贤则心里又是一凸，暗忖你要是将宫外的大事小事都说给皇帝知晓，那自己手里的权力将大打折扣！
魏忠贤把持朝政，完全靠的是朱由校的怠惰，每次都是趁着朱由校干木工活干到最起劲，分不开心的时候来奏报。
若韦宝每天都像今天这样在皇帝身边，那还得了？
但魏忠贤焦躁于现在韦宝已经与皇帝接上头了，再想将韦宝从皇帝身边支开，恐怕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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