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夫子和宋应星看过彼此为韦宝准备的备考资料之后，都不是很看在眼里，却也没有贬低对方的资料。
“怎么样？夫子，你觉得宋先生写的这些文章，怎么样？我大都背下来了。”韦宝问廖夫子。
“还是不错的，有这些东西，至少能保证不至于交白卷。不过，小宝，你还是要将我准备的历年乡试会试考题吃透，我不但将这些很难弄到的范本都弄来了，还一个个都详细写了评注，花了很多心血。”廖夫子道。生怕韦宝会因为宋应星帮他准备的这些东西，到时候通过了举人考试，把功劳都算在宋应星头上。因为，韦宝若是通过了乡试，成为了举人，很有可能会重谢老师的嘛。
宋应星听廖夫子话中有些许贬低他为韦宝写的那一百多篇文章的意思，顿时便不高兴了，“夫子所言也不全然对吧？韦公子背熟了我这些文章，不说必然高中举人，也不能说仅仅只是做到不必交白卷而已吧？你这些历年乡试会试的考题和学子的答卷虽然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岂不闻，文章贵在懂得变通，每一批改卷的夫子都不一样，每一批人有每一批人的喜好。更不用说，夫子们还是交叉阅卷，并不是一个人做决定。你这些历年乡试会试的考题，在我看来，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不看也罢。”
“你说什么？”廖夫子听宋应星说的不客气，当即怒了：“你不要以为你是江西的举人就傲气的很，瞧不起我们北方读书人！”
韦宝一汗，心说人家跟你谈学术，你就谈学术便可以了嘛？扯什么地域关系做什么？这不明摆着是要拉地图炮么？
吴三辅、韦达康、范老疙瘩和王志辉等同桌之人也发现有点不对劲了，看向廖夫子和宋应星。
吴三辅是好事之人，爱看热闹的人，又岂会不喜欢看吵架，遂从旁煽风点火道：“这位宋先生，你们江南学子虽然厉害，也不能太瞧不上我们北方学子呀。”
宋应星闻言生了怒气：“吴公子，宋某绝无此意！就事论事，我说廖夫子准备的这么一大本大部头是陈芝麻烂谷子，绝无贬低北方学子的意思，只是针对廖夫子这本书来说罢了。要知道科考年年在变化，隆庆年间和万历年间的许多考题，已经多年不出了，借鉴意义微乎其微。博学自然好，但是韦公子时间紧，要通读经史子集，不是更好？韦公子有这么多时间吗？我这一百多篇文章，任何一篇都是时下热议的话题，离考题范围近，我是这个意思！我可从来没有说过北方学子的不是。”
韦宝也怕吵起来，遂笑道：“宋先生和廖夫子都说的有理，宋先生是挖井，挖的比较深，容易打上水来。廖夫子是伐树，范围比较广，也容易砍中咱们要的树木，都是有好处的。”
韦宝其实是看出来廖夫子给自己准备的那啥历年乡试会试考题要点，似乎意义不大，而且廖夫子的水平也远不如宋应星，所以，觉得让他们再争论下去没啥意义了。
韦达康、范老疙瘩和王志辉等人也看出了其中名堂，几个人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人，但是生活经验却不可谓没有，说起挖井和伐树，立时有了精神，围绕这两件事高谈阔论起来，将话题岔开了。
宴席还在继续，看吴三辅的劲头，韦宝估计吴三辅是不喝倒下，绝不会下桌了的，遂在吃了一些饭之后，提前离开。
廖夫子也不是很在意喝酒，比起喝酒，更倾心于助力韦公子高中举人的事情，遂也跟着离开。
而宋应星被韦宝喊来，就是为韦公子备考出力的，自然也得跟上。
二人刚才在酒桌上争论了半天，此时倒是不再吵架，却开始争着抢着要给韦公子教学。
廖夫子仍然以他的历年乡试会试考试要点为基础教学。
而宋应星则以乡试各个阶段的要点为基础，注重实际效果。
乡试又称“大比”，定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进行，故又称“秋闱”。
参加乡试的人员有两种人，一是在校学生，即国子监监生和府、州、县官学就读的生员。
但生员必须是在按察司提学副使主持的科考中获得一、二等的“科举生员”。
二是“充场儒士”。在明代，未人政府各级学校的读书人称“童生”，他们中的一些人经特别考试，可获准参加乡试。
乡试参试名额与中举名额大致为三十比一，即录取一名举人，参试者约为三十名。
韦宝这种秀才属于第二种，在乡试之前还得参加一个科试。
根据“科举成式”的规定，“官未人流者”也可参加乡试，但从官、吏分途以及任官注重资格以后，这种情况就基本取消了。
“科举成式”还规定，学校教官、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以及居父母丧者，不许参加乡试。
韦宝倒是没有这些限制。
乡试试场设在各省省城，即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南北直隶的试场分别设在应天、顺天二府，即今北京、南京。
考试之前，各布政司及二京府均聘请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主考官的职责是出题、审卷、决定录取名单、排定名次并上报礼部，同考官则负责协助出题、审卷。
明初，南北两京乡试的主考官规定用翰林官，各省则教官、耆儒兼用。景泰三年（1452），定两京乡试考官仍用翰林，但各省考官不再用“耆儒”，只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平日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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