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倒是颇让崇祯感到意外，原来明末的文人并不是他记忆中，在酒馆内蘸着劣酒向人炫耀，茴字有四种写法的酸腐文人。
也许他们之中会有人，喊着水太凉、头皮冷的文坛名宿，也有对着敌人屈膝下跪之人。但起码至少没有，麻木到连抗争的勇气都失去了的行尸走肉。
对于燕京大学内发生的几起士人斗殴，让不少东林党人大大的弹劾了一通，管理燕京大学的官员和大学内过于烂漫的学风，甚至于还把问题指向了新学。
不过崇祯并没有理会这些官员的弹劾，只是下令在校内增设了一所礼堂，让持不同意见的士子每七天辩论一次，辩论的内容可以刊发出来供学生们阅读，自然也要送入宫内一本。
另外在学校内设立了，由学生自己组成的学生会管理各个学生团体，对校内斗殴者进行处罚，并加派了学校医务处的人手。
对于朝廷来说，不管是救灾还是同蒙古人的战争，或是应对西南奢安之乱，都远远比燕京大学内的士子斗殴要来的重要。再加上，一向受到士子们敬重的徐光启等学者的出面，燕京大学内关于新学和儒学的争辩，算是缓和了下来。
当然这也是因为太学的式微，导致改制之后的燕京大学招收的学生，都是因为科举无望的士子居多。这些人本来就对儒学没什么敬意，怨气倒是不少。
而对燕京大学教授新学有意见的，往往都是入京考试的举子，这些士子到了北京，考试完了自然会到处转转。
这国子监改名之后，就废除了许多不许外人随意进出的规矩，这些外地的士子自然会去逛逛。
虽然双方的确有着不小的矛盾，但是除了部分举子会继续留在京城外，大部分人还是要回乡的。本来就没有人数优势，再加上皇帝给出了发泄的渠道，这矛盾自然也就没这么激化了。
燕台十子之盟虽然成员大部散去归乡，杜麟征、张采这样的领袖人物又因为中举，而无法参加文社的活动，同两人齐名的张溥，便成了燕台十子之盟在京士子的领袖人物。
而张溥不仅以文章出名，在组织文社，交接官员方面，同样是手腕出众。虽然只是一介白衣，但是同钱阁老等东林魁首交往时，却并不屈居下风。
这样的人物，只要中举入仕，不出什么意外，必然是直入内阁的人选。李雯便是看在了这点，才倾心与之交往。
虽然李雯把注意力大部分放在了张溥身上，但是有张溥这样眉眼通挑的人物，在座的士子并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冷落。
不过张溥倒是看到了，对面有位青年士子坐下后似乎一直不言不语，他不由放下了酒杯说道：“彝仲兄何事如此不快，难不成还在想着今天早上的辩论？
那只是小人一时得志罢了，这些人非孔薄孟，只重墨家，不过是中了李贽的遗毒。只要我等秉持正道而行，必然能够肃清这些邪魔外道。”
张溥之所以重视这位叫做夏允彝的士子，乃因为此人好古博学，工属文，通＂尚书＂，更是同太仓相邻的松江人，在云间颇有名望。他想要同夏允彝结交，日后好一起组建更大的文社。
虽然在外人眼中，太仓张家乃是门第显赫的世代官宦之家，张溥自然也是文采风流的贵公子。
但是张溥自己却知道，太仓张家并不是他的后盾，或者说明面上并不会支持他。
因为他是婢妾所生，排行又小，故不为宗党所重，他的伯父张辅之尤为看不起他。
这也是他自幼发奋读书的动力，但是如果他想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光有才学是不够的，能够传入到皇帝耳中的名声才是最重要的。
张溥外表宽和，但是对于权力却是热衷的很。否则也不会在苏州民变事隔11个月后，朝廷风向确定了之后，才写下《五人墓碑记》的文章来邀取名声。
张溥对外处处以东林党的继承人自称，然而现在东林党虽然屡屡受到打击却并没有完全消亡，钱谦益等东林魁首依然站立于朝堂之上。
他若是真爱东林，又有什么必要非要另起炉灶，分薄正人君子的势力呢。
其实说到底，不过就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思想作祟罢了。张溥希望能借到东林党的势，纠合天下年轻士人，但又不愿成为一干东林党人的门下走狗而已。
他自始至终，都想要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上，不想受人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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