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难怪美国那个联邦制的国家很少发生暴乱，毕竟主动权在政府手中啊。
本来军权在握，朱允炆想放任一下大臣们去自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把很多权限都下放了。
主政伊始。朱允炆贯彻总的精神是“改严为宽”。特别是启用方孝孺等一些大儒作为首届内阁成员，不仅大明由宽仁的朱允炆自己当政，而且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些儒家理想的忠实信徒，朱允炆利用儒家的仁政思想，缓和所谓靖难之后的所产生的民怨。
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有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对于安定民心方面的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一致和默契，促使了朱允炆在制定的“宽猛之宜”政治理想目标以后，在方孝孺的“君职论”和“民本仁政论”等思想指导下，营造起一个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创造出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
为了让这个氛围达到最佳，朱允炆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将许多国家政务委派给几个他所倚重的大臣，让他们自行商议处理，放手给臣下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而作为皇帝，只是规范他们的行为准则。
譬如启用齐泰为锦衣卫指挥使，将锦衣卫的职责规范后主要交由齐泰等人处理，官制改革主要交由方孝孺负责，人事选拔主要交由吏部张紞等人管理等等。朱允炆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洪武年间那种皇帝独揽大权的专制局面，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范围。
六科给事中原来是朱元璋在大明监察机制的设计上有所创新，他在历代传统的监督百官机构都察院之外又设计了另外一套监察机制，即六科给事中，朱元璋疑心病很重，对百官都不放心，让御史监察百官，让品级很低的给事中去监察御史在内的百官，他自己则可乾纲独断了。
朱允炆尽量的去宽解臣属们的心，将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这不是仅仅改个名，他还对它的功能作了新规定，左右拾遗不再以监察百官为其主要工作范围，而是叫他们专门给皇帝提意见，规谏皇帝，约束皇帝。
执政二十余年来，除了军权一直抓在手中之外，朱允炆尽量的宽和对待大臣，虚心纳谏和听取不同意见。一反朱元璋那种武夫式的专制、独裁和霸道，谦虚为人，宽和对待臣下，屡屡下诏，虚心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在这个方面，注意那我觉得自己作的已经不错了。
在内阁初建时，为了树立一个仁君的形象，有一次朱允炆偶感风寒，临朝的时候他迟到了。监察御史尹昌隆马上上疏进谏，批评起了皇帝，尹昌隆说：“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数刻，犹末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意思是这样的：“想当年高皇帝听到鸡叫声就起床，天还没有完全亮就临朝；下午太阳快要下山时又要召集百官上朝，正因为如此勤政，大明才会成就斐然，国泰民安。陛下您继承大统，应该以太祖皇帝为榜样，兢兢业业，时刻心系国家大事与政务。而今却安于枕边之乐，时辰已经很晚了，却还没有到大殿上来临朝，大臣们都是半夜起床恭候的。如果老是这样下去的话，就会旷职废业，上下懈弛。一旦传开出去，尤其给那些四周的夷蛮所知了，这恐怕不是大明江山社稷的福分啊！”
坦率地说，监察御史尹昌隆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式的人物，而是有一点什么小事就会上纲上线的政治“过敏症”患者。也就是尹昌隆，在建文伊始的时候，暗地里和朱棣有些牵连，最后被朱允炆贬到日本出使，然后又让其去东南亚诸国出使，天下大定之后，朱允炆就让尹昌隆在翰林院编修，一直就没有出现在大明朝堂之上了。
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当初说出这种刻薄又难听的谏言，朱允炆不但没有在大殿上对众大臣作任何的解释，更没有为难尹昌隆，相反，大大地表扬了他，说他说得好，并下诏说：“尹昌隆指出朕之过失，礼部将此事昭告天下，朕也可以此来警示自己。”
知道皇帝一举一动的侍卫长刘超实在看不起了，事后他就对朱允炆说：“陛下应该跟尹昌隆说明，今天病了，所以临朝的事也就给耽误了。”
朱允炆只是笑笑，随意的说：“朕怎么能像你这样说话，像尹昌隆这样直言进谏是很难得的；朕要是解释了误朝的原因是我生病了，别的不知情大臣还以为朕不喜欢纳谏，如此下去，朕将再也听不到大臣们的批评建议了。”
这个举动经刘超的口中传了出去，对于朱允炆的形象大有益处，其实作为皇帝，朱允炆对于尹昌隆这个人实在是看不上，也感觉到自己有些作秀的成分，但有些事情还是不得不做。
朱允炆在另一个时空中虽然参加工作不久后就回到大明，但是在学校时还是参加过不少培训班，懂得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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