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二十五年，朱文奎二十八岁。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此时他两个弟弟，朱文清以二十五岁礼王的身份代天巡狩陕西已经近两年时间，而最小的弟弟朱文宇则已经年满十六岁，实授闽王前往福州，主持航海商务事宜。
一个把持西北军政，和手握重兵的朱棣眉来眼去；一个马上就要把持大明主要的海外航运命脉，天下的商贾都要看闽王的脸色行事。而自己呢？
守着江南人眼中的蛮荒之地，空有一个太子的名衔，在辽东鼓励农耕，发展工业。默默如老黄牛一般辛苦，却眼看着两个弟弟日渐坐大。他从三岁时就不定时的监国，自小就被人看成未来的大明国君，长久的这样下去，一旦受到些许威胁，那在朱文奎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情了。
所以朱文奎感到很不高兴，就连方孝孺也隐隐嗅出一丝不对来，按照道理，皇上的年纪愈大，也应该愈加开始稳固储君的位置，从皇上之前的理政能力上看，断断不会疏忽这一条，而现在做的却是另一个模样。
这和太祖高皇帝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在立了太子之后，大力封藩，造成了边塞九王的坐大，让建文皇帝用了近五年的时间才慢慢的理清头绪，难道皇帝也要犯同样的错误吗？
太子执掌东宫已经二十多年，一向没有什么过错，为什么皇上还要让礼王和闽王的势力逐渐扩展呢？这不是要给太子以后登基留下隐患吗？不但这样，而且会造成三兄弟的不合，如此下去，皇上一旦仙去，势必会造成祸起萧墙之势，皇上这是何苦呢。
去年，也就是建文二十四年，方孝孺的母亲过了八十七岁大寿。不顾年迈的方老夫人需要照料，方孝孺让儿子方中宪写信把两个儿子方中愈、方中仁叫到北平，那时他已经感觉到有些危机了。
加之常想到储君前途的迷雾重重，特别是今年的闽王南下，使他内心时时难于平静。方孝孺是个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人，时值用人之际，怎会甘于让儿子们成天沉浸在琐屑的事务圈里？
他距离京师太远，加上消息不畅，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再加上皇上刻意的安排，方孝孺根本进不去。进表也好，上疏也罢，不但皇上根本没有回应，就是是到了内阁手中，也是没有一点消息。
天被遮住了，他为国忧，心急如焚。可急又有什么用呢？想来想去，他只能耐心地等待时机了。方中愈、方中仁的来到，让他了解到江南的一些真实情况，才知道，远远要比他想象中的糟糕。
人是善忘的，方孝孺想。
在京师，二皇子有黄金华主持的《大明周报》为其造势，而三皇子朱文宇有沟通天下的商贾为其传颂，但是太子的影响力却日渐薄弱。长久的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造成了皇太子可能只是在辽东有一定的影响力，那和一方藩王有什么区别。
北平方孝孺府中，就安在北平城内僻静处。这里虽无亭台楼阁，却环境优美。在一片苍绿之中，并无秋之落木飘零的感觉。但变换的政治，常让方孝孺心境难以平静。好在家中还养有三几歌伎，弄弄丝弦，听听俚歌，倒也能消闲解愁。
太子尴尬的同时，整个年节中，方孝孺也郁郁寡欢，成天和几个门下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胡子昭等聚在一起，慷慨激昂地议论国家大事，商讨东宫大计。这几个人不但是他的门下，而且除了胡子昭之外，都是方孝孺的同乡，皆宁海人，时值壮年，有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感情。说到悲愤时，一个个拍桌打椅的；说到激昂处，则一齐引吭高歌。
这么高谈阔论了几天之后，在一次聚会中，始终默然不语的方孝孺突然提出：
“各位，几天以来，我们都倾泄了心头的块磊，救我大儒，我等之愿；护佑东宫，我等之志；慷慨激昂，何其壮哉！然高谈虽可扬志，却难以务实。如纯然高谈，则可误国矣！以本人之见，今日无妨议议，我等究竟以何计恢复太子声望；以何能救我大儒；以何力抗击永嘉之人的猖獗？”
一席落地作金石声的话，顿时使满座哑然，一齐将肃然的眼光投向了端坐在红木太师椅上的方孝孺。这些敏感的话题他们虽然谈论了几天，但都是隐晦的去说，这样直接挑明的说出来，真的不像先生以前的作风。
满脸沉思的方孝孺，老态臃肿的脸庞显得清瘦多了。这清瘦，更见出了他的白皙。双眼也不复以前的浑浊，显得更其炯炯有神。他泰然地迎着众人的目光，也明白这些目光是在等待他自己的回答。他自然有自己的答案，但此刻他是要听大家的回答。他不能先声夺人，只能是坦然地沉默以待。
是平日好作激昂之声的胡子昭率先打破了寂静。他是从刑部侍郎的职司上退下来的，说：“老师所说是实，事关江山社稷之命脉，不是嘴皮子说说就可以的。学生去年从朝堂之上才退下，有一些心得，那就是现在朝堂之上，心属大儒之人渐渐减少，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否则我们也不会在此地空谈，现在朝廷内，永嘉学派的人和那些和传教士勾结的人越来越多，才造成了他们如此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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