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从前唐时的国教，为何会被一个外来宗教挤兑的抬不起头，这件事就要从道家的起源开始说起了。
朱允炆召见了正一教的现任掌教张宇初，这个才四十九岁的掌教，马上风尘仆仆的奉召由龙虎山赶来。
张宇初洪武十年继任为正一教的第四十三代掌教，洪武十三年敕受“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总领天下道教事。能受到皇帝的私下接见，张宇初有些受宠若惊，听到皇上的问题，当然是口若悬河了。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汉朝，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亦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正统；南朝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谣，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第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第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第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佛教的大浩劫。
一直到了宋朝结束，都是道家领先，但是佛教凭着普世性顽强的坚持下来，宣扬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用此来走民间路线，得到了本来就家无余财的百姓大力支持，从而让历朝各代不能下决心将其禁绝。
而道教的修炼，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只适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因此虽然一直排在佛教之前，却因为起步太高，收到了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也得到了执政者的支持，但就是形不成规模。
一直到宋朝灭亡，基本上就没有再起过很大的冲突，可是一切都随着蒙元的入侵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一个朱允炆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名字出现了，那就是另一个时空中，金大侠笔下的长春真人丘处机。
丘处机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后来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外人尊称“长春真人”。
年届七旬的丘处机鹤发童颜、碧眼方瞳，外界纷纷传说他精通“长生不老之术”和“治天下之术”。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成吉思汗耳朵里。
此时的成吉思汗已是耳顺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将至，身边人又向他进言：丘处机行年三百余岁，肯定有长生之术。这样的神仙应该赶紧请来。于是，嘉定十二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言词谦虚、恳切的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
起初，接到诏书的长春真人颇感为难，全真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希望与乱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长春真人想到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人少杀无辜。也是为了全真教的发展，最终决定应诏。
嘉定十五年初夏，长春真人终于到达了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长春真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长春真人便入谏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少出去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长春真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长春真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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