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观陛下，近日为国事操劳，所忧心不在朝堂之上，所以未曾事先说明，只想万事俱备，藩王之事大定后，再行禀报陛下，所以臣有知情不报之罪，但皆是为皇上着想，请皇上恕之……。”
巧妙的一个回旋，又将事情扯到了开始的藩王之论上，朱允炆也不给他计较，摇摇头道：“荆州知府奏称，湘王在王府私印宝钞，并大肆重金礼聘幕僚，似有不轨之心，此事你看如何？”
心里“咯噔”一下，杨杰想都不想立即奏道：“陛下，万万不可轻信地方之言，此事非但不可轻信，以微臣之见，还要驳回地方，严惩荆州知府，安抚湘王……。”
“哦？这是为何？”
“晋王、燕王和周王虽然是先皇召回，但是皇上迟迟不令其归藩，已经引起了诸王的戒心，所以才有代王、齐王、岷王等藩王的提前称病，准备随时应付朝廷的召见，如果此时怪责于湘王，那么诸王戒心甚深，恐有离心之举，所以臣以为，无论湘王有错无错，此时都不应追之。”
杨杰显然对朱允炆的心思把握和时局的掌控十分熟络，兼之看到自己十分成功的转移了皇上的思路，心思也灵敏了许多。
“爱卿的意思，是安抚为主，既往不咎，但若荆州知府所奏为实，岂不寒了忠臣之心吗？”朱允炆其实也没有这样说，而这一切，都是在早朝上大臣们所言，到现在为止，大部分人都赞成要严惩，如同杨杰这般说法的还真没有几个人。
这也可能是朱允炆对杨杰网开一面的原因吧.
朱允炆由于很多事情成竹在胸，所以做事比较和缓，讲究的是稳杂稳打，但长期处于老朱极端强权制约的大臣，一旦遇到了像这样的宽仁之主，有些人还真不能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忠心之举，弹劾杨杰是一种，而削藩又是另外一个大臣们发泄自己主见的出路。
正月刚过，朝臣们那颗不安分的心就开始骚动起来，几次朝会，让朱允炆终于分辨出各人的大概阵营：
以方孝孺和黄子澄为主的强力削藩大臣，虽然都是文人出身，没有军事经历或背景。但是从心里深知藩王的危害，从大明的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力主武力削藩，以王者之道彻底解决。他们是以皇室正统为依据，任何排斥于皇权之外的势力，认为都应该解除。这一点朱允炆已经从自己后世的历史上看到了失败，所以不用想，就搁置了。
还有，就是由户部侍郎卓敬和在吏部任事的高巍主张的推恩削藩，认为强力削藩派虽然用军事武力干脆利索地解决问题，缺点就在于它来势很猛，要下手的这些对象都是先皇的亲骨肉、当今皇上的叔叔，处置不当，不仅使得新皇背上恶名，而且还会引发大范围的骨肉亲族之间的相残战争，甚至会导致政权的危机。
所以以高巍奏议的推恩削藩和卓敬奏议的徙地削藩最有亮点。
推恩削藩仿效西汉武帝时主父偃提出的“推恩”做法，朝廷发布“推恩令”，命令地方诸侯藩王将朝廷的恩赐推及到诸侯藩王的子孙身上，这一措施实行以后，至少可以获取四个方面的收效：
第一，朝廷不用掏一分钱，也不费一兵一卒，顺水做个“好人”，让藩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你的子孙们，受惠的藩王的子孙们当然会说朝廷好；
第二，原来诸侯藩王国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其他子孙没份，因而造成了藩国的势力不仅不会削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强，而实行“推恩令”后，一个藩王国分给好几个子孙，诸侯藩王的势力大为减弱。所以“推恩令”一出，藩王势力就会自行衰减，朝廷就不用为此操心和担忧了；
第三，自古以来中国人一再主张以孝为本，如果朝廷硬要用武力将祖上给地方藩王的藩地给削了，那么朝廷就要被戴上“破坏祖制”的“不孝”罪名，从而在舆论与人心上失去优势。而实行“推恩令”意味着将祖上的恩赐惠及每个子孙，这就吻合了“国法人情”；
第四，要是藩王不去理睬朝廷的“推恩令”，不仅给朝廷多了一个征讨他的罪名，而且藩国内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也易内讧，到那时他们不仅不会势力壮大，反而自身先乱了阵脚，朝廷就可高枕无忧了。另外高巍不仅主张推恩，而且还主张徙地而封，即将北方藩王的子孙分封到南方去，将南方藩王的子孙分封到北方去，让他们全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两眼一抹黑，再怎么雄才大略也会感到无处下手。
卓敬对高巍的推恩削藩做出了补充，曾经私下上奏，言及无论燕王之病孰真孰假，都不宜长居京师，建议暂时只动燕王一藩就可，可将燕王迁移至南昌一带，言道：“……将要萌发而没有显现动静的，这叫征兆；等到适当的时间可以做而做了，叫时机。时机没到很成熟的时候，往往一般人没法判断，征兆没到了明显的时候，是不被人们所觉察到……。”
但无论是黄子澄、方孝孺、卓敬或者是高巍等人主张的削藩主张，都是为了朝廷的集权而为，对于强力削藩，朱允炆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了必要，因为燕王就在京师之中，自己的控制之下，武力现在打谁呢？总不能朱元璋刚刚驾崩，自己就要革新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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