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示范效果大大刺激了周边的人，随着这些人的成功，购买政府发放的种子跟幼苗，种高产作物的农户越来越多，加上从越南跟日本进口的粮食数目也越来越多，最终到了1863年秋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水稻危机！
所谓的水稻危机，是指在1863年9月份的时候，国内中东部的水稻价格忽然大跳水，价格低的惨不忍睹，很多农户算一算账，要是按照市场上的水稻价格出售，他们连运费都赚不回来。
小农户还好，卖不了高价还可以自己吃，可很多大面积种植的农户，比如那些地主富户，他们为了赚钱，可都是大面积种植的，而且为了提高产量，还使用了很多猪粪牛粪等农家肥，再加上人工之类的，费用着实不低。
这样一来，很多农户开始争相申请最低保障，希望政府来为低价粮买单，多少弥补一些他们的损失。
到了这个时候，帝国政府虽然没有毁约，但却开始斤斤计较起来，也就是严格卡着合约办事，要求必须是之前就申请过最低保障的人才可以用最低保障价格卖给政府，如果之前种粮的时候没有跟国家种子站签署过合约，就不能发放。
这一下，就让很多农户叫苦连天，要知道这些高产作物很多都是不能留种的，只能通过帝国的种子站获取，而种子站的数目有限，目前只有南京、苏州、上海这三个城市有种子站，可以低价购买到高产作物的种子跟幼苗。
虽然种子站很少，但抵不住这种高产作物的威力太强了，所以很多商人开始专门倒卖高产作物的种子幼苗，因此全国除了一小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高产作物种子都是通过私商途径购买的，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购买，自然也就没有跟种子站签署最低保障合约。
最关键的是，这种最低保障合约必须是农户本人在种子站里，在基层官员的现场监督下签字画押，事后还要加上监督员的签字跟画押，实行责任到人的情况，从来不出售空白合同，因此倒卖种子的商人无法倒卖这些合约。
因此，当水稻价格大跳水的时候，大多数的种植户都无法获得帝国的最低保障，可以说损失惨重。但是呢，毕竟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是有这个合同的，这一小部分人虽然在种植户的总体数目来说不多，但绝对数目可不小。
为此，帝国政府光不得不按照合约上的规定，用最低保障价格收购这些农户的粮食，完全是在做亏本买卖，只是这一项的损失，就高达一千万华元。
虽然一千万华元对此时的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太大的数目，谈不上伤筋动骨，但这件事却刺激了很多人，不但刺激了很多种植户，也刺激了首相沈世明。
因为沈世明想到，这场危机让很多农户发现了最低保障合同的好处，下次买粮种的时候，宁可千里迢迢赶到种子站亲自购买，如此一来，万一再来一次这种粮食大跳水的情况，帝国政府的损失不是更大么？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沈世明干脆就宣布取消最低保障收购价的合约制度。
沈世明的这种强制取消最低保障的方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野蛮粗暴，取消的时候不但迅速有效，而且连原因也不屑说，就是发布一个命令，说取消这个政策就完事儿了。
而这时期的中国人呢，对官府权威依旧畏惧有加，虽然对这种突然取消粮食收购价最低保障的政策不满，但也不敢明着反对，甚至连游行示威啥的都没有一起，只能是捏着鼻子认倒霉。
这场水稻危机虽然对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大问题，但其实在社会上却造成了很多问题，让大量的农户破产。
原因很简单，当初高产水稻引发风潮的时候，大家都一股脑的争着种植高产水稻，很多农户手里没钱，就干脆去银行或者钱庄借钱，抵押品往往都是自己的土地或者住房。
虽然由于帝国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种植粮食的贷款利息很低，但再低也是有利息的，而且还有个借款本金的问题。
要是农户收入高还好，可现在明显很多人都是亏了大本，别说本金了，很多人连利息都还不起。
农户种粮亏了本，那些银行钱庄可不管，他们可不想让农户的亏损让自己承担，所以拿着合约要求那些农户强行履行合约，也就是要求还钱！
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还不起钱自然就是赖账，可惜那些钱庄银号的人根本不去做恶人，而是直接拿着合约去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由于李永吉一开始要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要求法院在接案子的时候不得拖沓推脱，所以对那些钱庄银号送过来的起诉状纸，他们都迅速的做出了安排，直接发函给当地警察局，要求警察派人强制执行。
这样一来，受限于帝国的行政规矩，接到法院发函的警察不得不出动，开始做这个讨债的恶人，强行收回农户的抵押土地或者房屋，以交给钱庄或者银行，其行为之粗暴，比后世的强拆还要野蛮十倍以上。
要不说呢，此时的中国人就是太善良，太软弱了。那些欠债的农户面对钱庄银号的人，还可以强行抵赖一下，可当他们看到气势汹汹的警察的时候，瞬间就软了下来，除了跪下来嚎啕大哭，基本没有几个敢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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